作者｜陈碧 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

最近，成都公安通报了两起涉及网络谣言的案件。1 月 16 日，山东枣庄男子孙某政为博取流量与关注，以 " 同性恋身份 " 为噱头恶意关联成都编造剪辑虚假视频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，构成寻衅滋事予以行政拘留。1 月 17 日，四川男子齐某摆拍视频，刻意关联成都并恶意影射、污名化成都男性群体，社会影响极为恶劣，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成都是我的老家，历来以包容、多元且开得起玩笑著称，此次对两起网络造谣事件毫不留情，使用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进行评价，可见对于 " 城市污名化 " 是十分介意。

我是四川人，但想说点也许不合时宜的话，那就是：" 有没得那个必要 " 使用刑法？

众所周知，寻衅滋事罪在适用上引发过不少争议，尤其在对网络暴力的打击中，尺度更要谨慎把握。另外，案情通报，也应防止被外界解读为包含某种歧视。

01

违法与犯罪，界限模糊

刑法规定了寻衅滋事罪，同时治安法也规定了寻衅滋事的不法行为。那么，哪些属于寻衅滋事犯罪，哪些属于寻衅滋事违法？界限非常模糊。

这两起网络视频事件，似乎既可以评价为寻衅滋事罪，也可以评价为寻衅滋事违法行为，主要看流量和算法的偏好，使得它的点击和转发数量的变化。此外有些类似的情况是既不认定为犯罪，也不认定违法，因此，不少被论以寻衅滋事罪的人都无法理解，理由是：和我有一样行为的人为什么不抓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

不久前，网络上也流传过类似的调侃内容，某女主播开玩笑说 " 成都男性球门是否守得住 "，这种言论未被处罚，而类似的言论却被严厉处罚，这反映出执法也存在一定的选择性——往往取决于内容的流量大小及算法推荐是否上热搜；或者取决于执法者是否想打击，结果上执法标准不一致，影响了法律公信力。

正是寻衅滋事罪与非罪、犯罪与违法的界限模糊，导致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自身偏好进行选择性执法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它赋予了执法机关自行解释 " 寻衅滋事 " 的权力。同样的行为，有的地方可能认定为寻衅滋事罪，有的地方可能认定为违法行为，还有的地方可能既不认定犯罪，也不认为违法。

模糊性条款所导致的选择性执法，好处是好用，可以弥补处罚漏洞；但它的缺点也同样明显，空间太大、可上可下，会导致同案不同判、他判你不判。

具体到本案，大家上网一查便知，在网络上还有没有类似的视频或者言论？是不是都要进行相同的处罚？如果就处罚这两例，是否属于杀二儆百？而这并不是法治该有的样子，因为它消解了公众对法律的稳定预期，也容易滋生权力的傲慢。

媒体报道中并没有披露这两个案件的细节，既然适用了不同法律评价，一个是违法，一个是犯罪，肯定情节有差异。

不过，对于网络上博取流量的虚假内容，就算阅读量很大，讨论也很多，是不是真的导致城市形象受损，有没有必要动用刑事制裁手段，值得探讨。如果采用行政、民事手段，就足以平衡网络秩序维护与公民表达自由的关系，那就不应动用刑法。刑法是很容易产生依赖性的，因为很好用、见效快、过瘾——大家一片叫好。

" 摒弃对刑法的盲目迷信，推动慎刑原则在更大范围内达成共识，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使命。" 简单来说，能够行政拘留解决的事情，就不必动用刑法的战车。

02

污名化的逻辑是什么？

上述通报中，提到行为人 " 刻意关联成都，恶意将剧情影射至污名化成都男性群体，蓄意制造地域和群体标签。相关视频传播量巨大，引发大量不实解读，严重扰乱网络秩序，破坏公序良俗 "。

这个论述的逻辑，似乎是将某类群体身份与成都被抹黑不当关联，就隐含着对该类群体的污名化。这与当前反对任何标签化身份歧视的现代价值观相悖。尽管有些群体尚未获得主流社会的公开认可，但也不应被视为 " 肮脏 " 或负面符号，法律处置中，需避免强化这种不当关联。

实际上，我国法律对这种歧视言论的介入，是围绕社会秩序和公序良俗展开，本质是对恶意利用标签制造地域对立、扰乱网络空间秩序行为的惩戒，与西方的权利保护导向存在明显差异。也因此，我们的通报在避免不当关联和固化歧视上，并没有足够的重视。

也就是说，从行为定性上看，两起造谣并非针对某一类群体，而是通过污名化城市来博取流量。我国法律打击的是这种恶意传播行为，而非言论本身涉及的群体身份内容。如果舆论的解读，错误地传递出 " 抹黑我 " 的潜在认知，本质上是对不同群体正当权利的伤害，可能就偏离了打击网络寻衅滋事的核心。

法律的态度，不仅体现在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上，更体现在对不同群体权利的平等尊重。

其实，成都的城市形象，从来不是靠对个别言论的严苛惩戒来塑造，而是源于包容多元的城市气质。如果网上还有类似言论，咱们四川人应该大大方方地请那些 " 不当关联 " 的人自重。尊重你自己，也尊重成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