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烟草生产总量在经历提税后的短暂下降后逐年回升，2025 年烟草行业实现税利总额和财政总额均创历史新高。而作为戒烟主阵地之一的戒烟门诊，则长期处于 " 门可罗雀 " 的尴尬境地。

" 一个门诊一年如果能接诊 150 例（平均两天多一例），已经算不错的了。这导致医院投入（人力、场地）与产出不匹配，医生缺乏积极性。" 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表示。

当前我国吸烟率达 24.1%，烟民数量超过 2.8 亿。面对 " 健康中国 2030" 提出的吸烟率低于 20% 的目标，控烟任务依然艰巨。烟草经济贡献与公众健康投入之间，能否建立更直接的回馈机制？

烟草税提价控烟效果 " 短效 "

国家烟草局信息显示，2025 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 16570 亿元，同比增长 3.5%；实现财政总额 15800 亿元，同比增长 2.3%。这一数字较 2015 年提税前的 1.1 万亿元增长近 45%。

世界卫生组织在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中将烟草税置于控烟策略的核心位置，其控烟效果已被全球证据充分证明：通过提高价格、降低可负担性，特别是阻止年轻人开始吸烟和促使现有吸烟者戒烟，是实现吸烟率下降最有力的经济杠杆。

据估计，全球烟草税每提高 50%，可产生超过 1000 亿美元的额外收入，同时避免约 1100 万人因吸烟过早死亡。

中国作为《公约》缔约方，分别在 2009 年、2015 年和 2019 年调整烟草消费税，实行 " 价税联动 "，推动卷烟零售价整体上涨。这也是中国成人吸烟率从 2015 年 27.7% 降至 2022 年 24.1% 的关键因素之一。

在烟草产销层面，提税也曾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。" 唯一的一次出现拐点就是在 2015 年，当年产量下降，2016 年继续下降。"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在分析数据时指出。然而，从 2017 年起，卷烟销量又逐步回升，" 慢慢消耗掉了提税的效果 "。

逐年上升的烟草产量在 2014 年达到最高峰，年产 26098 万箱。随着 2015 年烟草税再度提高，中国烟草产量首次下降至 25890 万箱。在连续三年下降后，2019 年产量再次攀升，至 2025 年已达 24703.9 万箱，较 2018 年最低点的 23375 万箱增加 1328.9 万箱。

" 中国卷烟销量曾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明显下降，这直接证明提税提价对抑制烟草消费的即时效果。不过，由于经济上行与通货膨胀等因素，2018 年后卷烟可负担性逐渐回升，导致销量恢复增长。" 郑榕表示，" 要保持税收政策对控烟的长效作用，需建立定期评估机制，持续监测烟草制品的可负担性变化趋势，一旦发现回升，就应及时调整税收政策，确保烟草消费始终处于受抑制状态。"

这也揭示出单纯依靠税价工具控烟的局限性，若无定期评估与动态调整，其抑制效果会随时间被经济增长稀释。

从国际经验来看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烟草税应占零售价的 75%。因此，郑榕表示，尽管中国在 2015 年提高烟草消费税，使其占零售价比重从 52% 升至 56%，理论上中国烟草制品的税率仍有上调空间。

此外，提高烟草税也能直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。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数据，烟草利税在 2014 年首次突破万亿后，2015 年因提税出现短期回调，随后恢复并稳步增长，从 2019 年突破 1.2 万亿，到 2024 年突破 1.6 万亿，增量显著。

戒烟门诊 " 冷清 " 背后

与烟草产量和利税攀升相比，作为控烟途径之一的戒烟门诊却显得冷清。

我国戒烟门诊的推广始于 2016 年的中央补助地方项目，初期曾有定额补贴。但随着补贴方式改为由地方自主分配的 " 因素法 "，各省支持力度差异显著。据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 " 中国戒烟平台 " 小程序汇总，目前全国约有 2000 多家戒烟门诊在运作，但普遍生存状态堪忧。

" 戒烟门诊在全国的情况可能都差不多，绝大部分没有什么人，可以用‘门可罗雀’来形容。即便是做得最好的戒烟门诊，一年接诊也不超过 1000 人。其根本原因有两个：第一，公众普遍不认为吸烟是一种需要去医院的‘疾病’，这与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就诊认知完全不同；第二，吸烟是成瘾性行为，让吸烟者产生并坚持戒烟意愿本身就非常困难。"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、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陈德对第一财经表示。

与超过 3 亿的吸烟人群相比，戒烟门诊的服务供给显得杯水车薪。相关研究报告显示，中国戒烟率从 16.88% 上升到 22.65%，但仍低于全球 40% 的平均水平。过去 12 个月内试图戒烟的吸烟者比例从 14.37% 上升到 24.75%，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戒烟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16.10% 升至 2022 年的 21.61%，但在 2024 年下降至 16.07%。尽管戒烟服务网络不断扩展，其利用率仍显不足。对照世卫组织推荐的最佳实践，我国在戒烟费用覆盖方面仍有努力空间。

" 很多人不认为吸烟是一种病，要激发其戒烟意愿就很难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戒烟门诊可以提供协助。戒烟门诊不仅要设置，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宣传。" 陈德表示。

实际上，由于投入产出比问题，对医疗机构而言，戒烟门诊 " 投入产出肯定不像其他科室 "，在运行中也成为一种负担。

陈德算了一笔账：一套基础设备（如一氧化碳检测仪、尼古丁检测试剂盒）加上药物和人力，成本不菲，但患者寥寥，" 对医院来说也是两难 "。

对吸烟者而言，经济负担也是一大门槛。" 药物目前是自费的，一个疗程差不多要一两千块钱。" 陈德说。尽管专家多次呼吁将戒烟药物纳入医保，但至今未能实现。

" 目前对上海的要求不是每家医院都必须开设，而是确保每个区至少有 1-2 家规范化门诊，能提供可靠服务即可。更重要的是通过社区和院内其他科室的筛查与转介，让这些门诊‘活’起来。" 陈德表示。

据他介绍，上海将戒烟服务作为控烟的重要措施推进。目前全市有 49 家规范化戒烟门诊（名单动态更新），如中山、瑞金、同仁、奉贤区中心医院、普陀区中心医院等做得较好。但即便如此，除了少数积极运作的门诊，很多医院可能仅在呼吸科 " 挂名 " 设立戒烟门诊，主要精力仍用于诊治其他疾病，有戒烟需求者前来时才顺便给予指导。

针对当前困境，上海等地已开始探索整合医疗系统内的控烟力量。陈德介绍，当地正推动家庭医生在接诊时进行 " 吸烟问诊三步骤 "：询问是否吸烟、说明吸烟危害、提供戒烟渠道指引。同时，在孕产妇建卡时鼓励家庭成员戒烟，并尝试在社区层面建立转诊机制。

" 戒烟门诊单打独斗很难，必须通过更广泛的医生参与，把戒烟服务融入常规诊疗。" 陈德强调。

控烟投入严重不足

我国目前对控烟的公共投入仍显薄弱。陈德透露，国家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支持各省戒烟门诊建设，" 每个省大概有六七万块钱 "，但 " 每个省也只能支持最多三家 "。姜垣则指出，在部分省份，控烟经费甚至因拨款方式调整而缩减。

国际上有不少将 " 健康税 " 专款用于公共卫生的先例。郑榕介绍，全球约 30 多个国家将烟草税收入专项用于健康领域。她认为，中国当前强调 " 投资于人 "，健康与教育应是重点，而健康领域恰恰缺乏如教育附加费那样的可持续筹资机制。

姜垣也提出具体建议，控烟工作需要专人持续推动，而这离不开稳定的经费支持。

在《" 健康中国 2030" 规划纲要》全面推进控烟履约的背景下，如何让烟草税收更多反馈于人民健康，如何让戒烟服务更可及、更可持续，已成为亟待破解的系统性课题。从深化税价联动，到健全戒烟服务网络，再到探索税收健康反哺机制，中国控烟之路仍需政策创新、系统推进与社会共识的多重助力。

在政策层面，多位专家呼吁推动 " 烟草税收健康回馈 " 机制落地。郑榕认为，可借鉴国际经验，将部分烟草税收入定向用于公共卫生，支持戒烟服务、健康宣教和控烟执法。这不仅符合 " 健康中国 " 战略中 " 预防为主 " 的方针，也能体现税收政策的健康导向。

与此同时，姜垣强调，控烟宣传需进一步深化，这些都需要经费支持。" 不是简单说‘吸烟有害健康’，而应该让公众知道吸烟的具体危害到底是什么。" 她指出，我国公众对吸烟具体危害的认知仍不足，对二手烟可导致心脏病的知晓率在 19 国中位列倒数第一。因此，强化在烟包上印制警示图形、开展针对性科普，仍是紧迫任务。

(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)